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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佐軍:解疑釋惑也是一種道義擔當

2017年01月17日 07:26   來源:中國經濟網—《經濟日報》   林火燦

人物小傳

  李佐軍,湖南安化人,經濟學博士,,博士生導師,,研究員,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,2015年發(fā)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。碩士博士先后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和吳敬璉。現為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(huán)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,。

  李佐軍先后在高校、社科院,、企業(yè),、銀行、政府等不同性質的單位工作過,,長期從事改革轉型,、資源環(huán)境政策、宏觀經濟,、三農問題,、區(qū)域經濟、產業(yè)經濟等領域的研究,,著有《人本發(fā)展理論》《供給側改革》等7部專著,,先后在《經濟日報》等報刊上發(fā)表過600余篇文章。

  細數當前奮戰(zhàn)在中國經濟研究一線的學者,,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(huán)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絕對是較為活躍且名氣較大的一位,。

  曾師從張培剛教授、吳敬璉研究員的李佐軍,,近年來研究領域涉及宏觀經濟,、經濟改革和轉型、綠色發(fā)展等多個領域,,出版了多部專著,,發(fā)表了數百篇文章,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高產學者,。

  這位出生于湘西農村的經濟學家,,究竟如何與經濟學“結緣”?為何有幸一路拜得名師,?成果豐碩的他,,背后有哪些鮮為人知的付出與努力?近日,,在他逼仄的辦公室里,,李佐軍接受了《經濟日報》記者的采訪。

  稀里糊涂進了經濟學圈

  說起當年與經濟學“結緣”,,李佐軍認為是“稀里糊涂”進了這個領域,。

  李佐軍出生于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的一個小山村。在他出生的那個年代,,中國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(qū)尚處于欠發(fā)達狀態(tài),,靠近湘西的安化農村不少家庭仍要為溫飽而發(fā)愁。李佐軍的父母都是農民,,靠做農活勉強維持全家生計,同時供養(yǎng)他們兄妹五人上學,,明顯力不從心。由于李佐軍從小學習成績優(yōu)秀,,家里就把讀書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,。勤奮的李佐軍沒有讓家人失望,初中畢業(yè)后便以優(yōu)異成績考上了縣里的重點高中——安化二中,。

  高中畢業(yè)后,,李佐軍考上了中南地區(qū)名校——華中工學院(現改名為華中科技大學),。他說,,之所以選報這所學校,與填報志愿時在學校宣傳欄上看到華中工學院的宣傳畫有關。

  報考這所理工科為主的大學,,文科出身的李佐軍能填報的專業(yè)只有兩個:一是新聞專業(yè),,二是技術經濟專業(yè)�,!拔也皇悄苷f會道的人,,感覺自己不是學新聞的料”,李佐軍謙虛地說,,盡管自己當時對經濟學專業(yè)基本毫無概念,,但還是選擇了技術經濟專業(yè)。

  年少的李佐軍并沒有意識到,,這一選擇將自己帶進了經濟學浩瀚的知識海洋,,并與經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  李佐軍回憶說,,當時大學生很少,,畢業(yè)時國家包分配,所以剛進校時自己認為已經進入“保險箱”,,學習也就沒了高中時的激情和動力,。

  不過,,經過將近一年的迷茫與彷徨,李佐軍意識到,,家里送自己上大學很不容易,,不能再渾渾噩噩地混日子了,必須拿出考大學時的勁頭,過好大學生活,。于是,,他開始給自己定目標、作計劃,、抓落實,。很快,他不僅學習成績迎頭趕上,,還養(yǎng)成了做調查,、寫文章、搞學術的習慣,。每年寒暑假,,他會撰寫假期調查日記,記錄自己對農村集貿市場,、個體戶,、農業(yè)生產、農村合作經濟,、農村婚姻等方面的觀察與思考,。

  “現在回過頭看,當年那些調查日記寫得很稚嫩,,有些結論也草率,。不過,這種做調研,、寫日記的過程,,讓我養(yǎng)成了喜歡觀察、勤于思考的習慣,,也為后來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,。”李佐軍說,。

  深受張培剛教授感染

  大學本科畢業(yè)后,,李佐軍迎來了學術生涯的一次重要機遇。他本想報考中國人民大學農業(yè)經濟系的碩士研究生,。但因其本科四年各科平均成績超過90分,,名列班上第一,被系里推薦免試攻讀國際著名經濟學家,、發(fā)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教授的研究生,。

  李佐軍說,,張培剛教授是上個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,在發(fā)展經濟學,、西方經濟學等領域有著很深的造詣,。成為張教授的學生,,極大地激發(fā)了自己的學術追求,。

  他說,張培剛教授從多方面影響了自己的學術人生道路,。首先,,張教授學貫中西,理論功底深厚,,跟著他學習,,可以受到系統(tǒng)、扎實,、前沿的經濟學理論訓練,。其次,張教授的學術研究態(tài)度十分嚴謹,,研究方法不斷創(chuàng)新,,從他那里不僅可以受到學術態(tài)度的感染,而且可以學到理論,、歷史,、實證等多維研究方法。再次,,張教授的家國情懷也影響著學生,。張教授經常對學生們說,當年自己放棄國外的優(yōu)厚待遇和條件回國,,主要是想為祖國作出一番學術成就,,為祖國在國際學術界爭得一席之地。

  “無論是在學術追求上,,還是在理想信念上,,張培剛教授都給學生帶來受益終生的影響�,!崩钭糗娬f,,張培剛教授在生活上也很樂觀豁達,其人格魅力給每個接觸過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,。

  要為農民說話

  碩士畢業(yè)后,,李佐軍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農村發(fā)展研究所工作,主要從事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和農村工業(yè)化方面的研究,。

  “我上大學時就有個愿望,,要為中國農民說話,。”李佐軍說,,正因為有這樣的理想,,他長期對研究“三農”問題充滿興趣和熱情。在社科院作了一段時間研究后,,李佐軍感到,,研究“三農”問題必須扎根實踐、深入一線,。于是,,他下海到農口央企工作,后又因單位變故到中國建設銀行總行工作,。

  經過幾年的企業(yè)闖蕩后,,李佐軍發(fā)現,自己還是對作學術研究情有獨鐘,,于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又毅然決定重返校園,,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。

  “作為張培剛教授的學生,,我肯定不能抱著‘鍍金’或者‘混文憑’的心態(tài)去攻讀博士,。”李佐軍說,,經過幾番權衡,,最終決定報考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的博士研究生。

  考上吳老師的博士不易,,要畢業(yè)就更難了,。“吳老師的博士不好讀,,不脫掉一兩層皮是很難畢業(yè)的,。”李佐軍說,,吳老師對博士生的學習抓得非常嚴,,有時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。例如,,如果學生用“按理說”“一般說來”等字眼,,吳教授就會說:什么叫“一般說來”?是什么就是什么,。吳敬璉老師帶的博士生中,,能夠3年正常畢業(yè)的很少,大部分學生少則4年多則8年才能畢業(yè)。李佐軍回憶自己在讀博期間,,光博士論文題目就先后換了三個,,而且每次都是在論文成稿后換題目,吳老師看完后認為達不到要求就打回重來,。

  “如果加上幾次開題報告和各種資料準備,,我撰寫博士論文的總文字量超過100萬字�,!崩钭糗娬f,,在反復換題和修改的過程中,他看了很多書,,查閱了許多文獻,。事后看,,這種經歷已成為其學術道路上的一筆寶貴財富,。更重要的是,吳老師對學術研究的嚴苛要求,,也持續(xù)影響著他后來的學術研究,。

  人生經歷讓我更接地氣

  2001年底,李佐軍從國務院體改辦中國小城鎮(zhèn)改革發(fā)展中心調到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產業(yè)經濟研究部工作,,開始了新的人生征程,。

  “到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后,我總算安定下來,。這里的研究氛圍很好,,為我們這些喜歡思考點問題、作點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提供了不錯的條件,�,!崩钭糗娬f。

  在李佐軍看來,,盡管他從研究機構到實踐部門,、再從實踐部門回到研究機構,兜了一大圈,,看似走了一些彎路,,但在不同單位工作的經歷,加上自己從農村到縣城,,從縣城到武漢,,從武漢到北京的閱歷,一方面大大拓寬了其研究視野,,另一方面也使他能夠較好地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,,使研究更接地氣。

  “我這些年來的研究領域能廣泛涉及‘三農’問題、金融問題,、企業(yè)改革和企業(yè)戰(zhàn)略問題,、城鎮(zhèn)化問題、產業(yè)經濟問題,、區(qū)域發(fā)展問題,、經濟改革和轉型問題、宏觀經濟問題,、綠色發(fā)展問題等,,與人生經歷比較豐富是分不開的�,!崩钭糗娬f,。

  在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工作這十幾年,是李佐軍在學術上的積累快速轉化為成果的“豐收時刻”,。這期間,,他撰寫和出版《人本發(fā)展理論——解釋經濟社會發(fā)展的新思路》《供給側改革:改什么、怎么改,?》等6部專著,;主編《中國新農村建設報告》藍皮書等12部著作;合著和參著了20多部著作,;在報紙雜志上發(fā)表近600篇文章,;呈遞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90余篇調研報告。

  記者提問倒逼我學習

  隨著李佐軍的名氣和影響越來越大,,他面對的是越來越多的會議和調研邀請,,以及越來越多的媒體采訪要求。

  有人經常問:哪有那么多時間寫作,?接受媒體采訪是否會影響其專心做學問,?“時間都是規(guī)劃出來的,是時時刻刻擠出來的,�,!崩钭糗娬f。

  記者在采訪中留意到,,李佐軍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,,里面記錄著每天要做的事,而且標注著輕重緩急,。正是因為有嚴謹的時間觀念,,李佐軍每天都會擠出時間來思考問題。他甚至經常利用坐地鐵的時間寫微博,,對自己的思考總結提煉,,形成要點或提綱,為今后寫文章預先搭好框架。

  李佐軍說,,在接受媒體采訪方面自己也是有選擇的,,接受采訪的話題必須與自己平時關注和思考的領域相關。而且,,國研中心專家也有一個新的職責,,就是做好中央政策的宣傳解讀,為公眾解疑釋惑,。在李佐軍看來,,“這既是工作職責所在,也是社會擔當的要求”,。

  “我更愿意把接受采訪看成是幫助自己發(fā)現問題和啟發(fā)思考的過程,。”李佐軍說,,媒體在解讀宏觀經濟政策,、分析經濟現象時,經常會站在與學者不太一樣的角度,,有時會捕捉到一些新鮮有價值的問題,。例如10多年前,有位記者在采訪李佐軍時提到,,重工業(yè)在工業(yè)中的比重最近明顯提高。說者無心,,聽者有意,,李佐軍意識到這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(fā)生重大變化。他開始對此從理論和歷史經驗等角度深入研究,,并與其他共同學者提出“中國經濟進入重化工業(yè)階段”的判斷,,引起較大反響。

  “有時,,記者的提問會倒逼我們去學習和思考,。”李佐軍舉例說,,中央和國家各部門每年都會出臺大量政策文件,,自己不可能對每一份文件都及時深入學習。記者提問后,,就會倒逼自己認真學習和思考,,以較準確地解讀。(經濟日報·中國經濟網記者 林火燦)

(責任編輯:梁靖雪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