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不再壟斷住房供地,，會如何影響房價,？

　　“改變政府作為居住用地唯一供應者的情況�,！眹�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1月15日在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說的這句話，一石激起千層浪,。他指出,，我國將研究制定權屬不變、符合規(guī)劃條件下,，非房地產企業(yè)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,，深化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，推動建立多主體供應,、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,，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。

　　分析人士認為,，這意味著中國土地供應將出現(xiàn)實質性變化,。政府不再壟斷住房用地,，而房地產開發(fā)商也不再是一手住房的唯一提供方。未來,，其他合法擁有土地使用權的主體,，在符合規(guī)劃的前提下，也可以成為住房供應方,。而隨著更多房源進入市場,，將有助于抑制地產投機，滿足住有所居,，緩和部分大城市房價長期上漲的緊張局勢,。

　　非房企自有土地能否開發(fā)商品房？

　　2018年是“房改”20周年,�,！爸袊�房地產過去20年的發(fā)展歷史，其實就是國有土地發(fā)展歷史,。特別是商品房住宅土地,，來源單一，地方土地財政依賴房地產,，依賴土地招拍掛,。國有土地招拍掛出讓，是商品房住宅土地的唯一來源,�,！敝性�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說。

　　據(jù)財政部發(fā)布的“2016年財政收支情況”顯示,，2016年,，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7457億元，同比增長15.1%,。而2016年全國財政總收入15.9萬億元,，土地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例高達23.5%。

　　一線城市土地收入則尤為可觀,。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,，北京市土地出讓金以2796億元名列榜首，排名第二的杭州市也超過了2000億元,。

　　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李宇嘉告訴記者,，房改20年來，國有土地出讓金累計規(guī)模為35萬億元,，達到城市財政收入的40%左右,，成為城市基建擴張的重要資金補充。

　　然而，另一方面,，地方政府的“土地財政”卻備受詬病,。有人認為，“土地財政”無疑是高房價的重要推手,。

　　“一些地方土地出讓部門有意無意地調節(jié)土地供應節(jié)奏,，熱點城市居住用地相對不足，且土地出讓價格一再走高,，助推房價上漲,。”張大偉說,。

　　而如何解決這個弊端,？張大偉認為，首先居住用地供應要相對充足,，才能緩解熱點地區(qū)樓市供需緊張局勢,。

　　除了地方政府，居住用地還能從哪兒來,？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分析,，還有兩種居住用地提供者：一類是村集體、企業(yè),。農村建設用地(含宅基地)可以入市,，由農村集體組織供地�,！捌鋵嵾@項改革任務10年前就提出來了,，但一直沒能破冰，這次借著全國13個城市試點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用房的狠勁,，準備闖關了,。”

　　另一類則是園區(qū),、工業(yè)區(qū),、國企手中的大量低效工業(yè)用地，也將開閘,，逐步轉換成住宅用地,，借此緩解大城市住宅用地嚴重不足的矛盾。這項改革,，也已經“預備”幾年了。

　　不過,，值得注意的是,，非房地產企業(yè)自有土地“作為住宅用地”，是否意味著可以作為商品房開發(fā)用地,？能否開發(fā)商品房對外銷售,？

　　對此,，專家認為不可過分樂觀。姜大明部長的表態(tài)中強調了兩個前提：“權屬不變”“符合規(guī)劃條件下”,，因此,，非商品房開發(fā)用地建設商品房對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大。且無論從現(xiàn)行的法律法規(guī),，還是從目前各城市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來看,，短期內徹底打破地方政府對商品房開發(fā)用地的高度壟斷，還不太現(xiàn)實,。

　　“過去很多企業(yè)有使用權的土地,，比如商業(yè)用地、工業(yè)用地,，在符合規(guī)劃條件下,，將來有可能可以轉變成出租房，不是保障房,，更不可能是商品房了,。”張大偉分析稱,。

　　在1月15日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分組討論中,，浙江省杭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謝建華說：目前，城市住房用地供應單一,，主要是公開招拍掛出讓,。下一步，要探索多種方式供應,，如協(xié)議出讓,、行政劃撥等，而核心則是要厘清分類,，依據(jù)保障類,、市場類、長租型進行供應,，要探索住宅多結構形式供應,。而非房地產企業(yè)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，將能夠提供更多租賃住房給買不起房子的人居住,。

　　房改前集資建房形式或將再現(xiàn)

　　政府不再壟斷住房用地,，盤活非房地產企業(yè)自有土地、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,，是貫徹中央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,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購并舉住房制度的一項基礎性的土地制度變革。

　　哪些主體會加入到住宅供應的隊伍中來,？

　　在專家看來,，“非房地產企業(yè)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”還包括集體經濟組織、非開發(fā)類的相關企業(yè),、個人以及以持股方式持股的金融投資公司等取得使用權的土地,。其中，國有企業(yè)用地的開發(fā)備受關注,。

　　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(jiān)嚴躍進認為,，對過去很少被提及用于住宅用地的國有企業(yè)工業(yè)用地，不排除一些大城市在土地增量市場有限的情況下,，會積極盤活此類存量土地,，為商品房、保障房,、共有產權房,、租賃住房的“四元產品線”提供更有保障的土地供應。

　　事實上,，利用國有企業(yè)自有用地建設住宅此前已有先例,，但主要是提供保障性住房。

　　2013年10月,，北京推出自住型商品房,，并提出年底供應2萬套的目標。當年11月,，北京市規(guī)劃展覽館展出了北京第一批自住房項目的規(guī)劃設計方案,，7個項目分布在朝陽、豐臺,、昌平,、海淀，基本都是靠國企自有用地建設,。

　　據(jù)了解,，這些國企自有用地獲準改變土地性質蓋保障房，通常都是以底價成交,，企業(yè)不會直接獲得土地收益,。但盤活資源后，可以從保障房配建的車庫,、商業(yè)配套等項目中獲取收益,。

　　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介紹，北京進一步引導和鼓勵全社會支持參與住房保障工作,，其中,，鼓勵國有企業(yè)利用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,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目前已建設約12萬套,。

　　“鼓勵國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，是增加保障房的供給渠道,，而非企業(yè)自建房為企業(yè)內部職工福利分房,。”上述負責人表示,，這些房源均面向社會符合條件的保障房家庭進行公開配租配售,。

　　企業(yè)在自有土地上為員工建造住房，也成了一個新動向,。例如,，有媒體報道，格力,、華為等企業(yè)“造房行動”已經開始,。華為為員工首批建造3萬套住房，員工以低于市場價70%的價格購買,，入職3年后可購買,，10年后可轉讓。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日前也透露,，為了穩(wěn)定人才隊伍,，她這兩年在思考，讓8萬格力電器的員工每人有兩室一廳的房子,。

　　分析人士認為,，“非房地產企業(yè)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”新政落地后，預期一線二線城市的大企業(yè),，可能也會隨著格力,、華為開始“造房行動”。

　　而類似房改前集資建房的形式或將再現(xiàn),。北京市房地產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,、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趙秀池表示，今后不一定是房地產開發(fā)商拿地建房,，比如房改前有過住房合作社形式,、再比如單位拿地建房。類似于房改前集資建房的形式,，大家先湊錢,，公司集合了錢，拿地建房,，再以成本價分房,。

　　房價受何影響,？

　　哪類市場受影響最大？

　　公眾最為關注的是,，上述新政施行后,，將對房價產生什么影響。

　　李宇嘉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分析,，從供給側改革角度看,，若供給渠道多元，供應源頭上形成競爭,，將改變獨家供應下的“供地荒”現(xiàn)象,，降低供應成本，特別是降低被地價推高的房價,。

　　楊紅旭也認為,，這屬于房地產供給側改革，也是房地產長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,，有助于緩和部分大城市房價長期上漲的緊張局勢,。但他也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表示，改革會遇到各種阻力,，推進沒那么快,，不會立即傳遞到房價上去。

　　哪類市場受影響最大,？張大偉認為,，政府不再壟斷住房土地供應，對集體土地價值將產生非常大的提升,，其中,，城市租賃市場影響最大，對于商品房住宅市場來說也能起到緩解供需的作用,�,！靶枰�注意的是，住房包括商品��,、保障房,、租賃房等，住房不能等同于商品房,，目前看,，政策更多提及的是租賃住房試點，集體土地用作租賃用地是試點方向,�,！�

　　事實上，北京,、上海等地已開始試點集體租賃住房,。2017年8月,，國土部明確北京、上海,、南京,、杭州、廈門,、武漢,、合肥、鄭州,、廣州、佛山,、肇慶,、沈陽、成都13個城市開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,。在試點城市,，村鎮(zhèn)集體經濟組織可以自行開發(fā)運營，也可以通過聯(lián)營,、入股等方式建設運營集體租賃住房,。

　　張大偉認為，國土部鼓勵集體用地建設租賃房,，有利于提高用地指標緊張的城市加快租賃房源供應的可能性,。13個城市基本都屬于一二線城市，這些城市國有土地供應相對緊張,，而部分區(qū)域存在城中村等集體土地,，如果部分城中村等集體土地進入租賃市場將有利于房源供應，也有利于城中村改造,。

　　根據(jù)部署,，北京市計劃于2017—2021年的5年內供應1000公頃集體土地，用于建設集體租賃住房,。張大偉分析稱,，1000公頃集體土地，大約可建設30萬～40萬套出租房,，“將有效緩解區(qū)域租賃市場供需不平衡,，住房租金也會下調”。

　　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 姚冬琴︱北京報道 (本文刊發(fā)于《中國經濟周刊》2018年第4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