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的故宮熱火朝天,。 

　　600年歷史的紫禁城,，仿佛有打開時空隧道的神秘力量。

　　紫禁城養(yǎng)心殿外墻的墻皮掉了,，修繕前需要先把破損的墻皮鏟干凈,，這就露出了里面的磚,。人們發(fā)現(xiàn)，其中一塊磚上有銘文,，清晰地記錄了這是一塊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,、來自山東臨清的磚，燒磚的工匠名叫陸奎,。

　　故宮博物院古建部正在修玄穹寶殿,，修完玄穹門上的木梁，管理組組長齊飛在木梁上標記,，這一天是2020年10月15日。下一次再修,，又該是百年后,，后人會看到這個小小的標記，可能還會想象,，當年寫下這行字的是哪位前輩同行,。

　　2020年12月31日，紫禁城600歲的最后一天,，3集紀錄片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開播,。600年是一個時間概念，“我”如何能在故宮600年,？本片導演之一梁君健解釋,，有三層含義：一是600年的古建筑，二是一代一代保養(yǎng),、修繕,、研究古建的人,，三是古建所承載的600年的歷史和文化。

　　這么說可能還是有點抽象,，于是,，梁君健和他的小伙伴們，把鏡頭對準了各色各樣的人,，宮里的,，宮外的，甚至北京城外的,，他們與紫禁城在2020年發(fā)生了什么,。

　　2020年春天，故宮博物院古建部接到了一項不是修房子的任務——他們要為紫禁城建成600年策劃籌備一個名為“丹宸永固”的展覽,。紀錄片第一集就記錄了策展過程中的經歷,。

　　1988年生的吳偉，總是調侃自己是在“挖土”,，他的考古發(fā)掘揭示了紫禁城地下的秘密,；專攻彩畫繪制的王光賓，正在復制一幅具有江南氣息的建筑彩畫,，來呈現(xiàn)清代晚期紫禁城的新變化,；修過角樓，是一個木匠可以回味一輩子的榮耀,，謝安平順著一張重要的照片,，揭開了三代匠人修繕角樓的故事……

　　以上，都是很“專業(yè)”的故事,，紀錄片還想把時間留給一些別的意味,。

　　在“丹宸永固”展覽的開幕式上，古建部的退休老專家王仲杰,，是現(xiàn)場嘉賓中年齡最大的一位,。平日不怎么出門的他，被攙扶著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宮,，還遇到了老同事,。他和同事聊天，但現(xiàn)場眾聲嘈雜,，倆人耳朵也不靈,，于是在不斷重復的對話中，他才搞清楚對方比自己小4歲,。王仲杰感慨：“這4歲啊,，在人中年時候不顯，到這個歲數(shù),，4歲就有點差別了,�,！�

　　兩位老人閑聊的一個30多秒鐘的長鏡頭，被完整保留在了第一集的結尾,。他們來給故宮過生日,，他們也討論著自己的年齡；他們在回顧歷史,，也在回顧人生,。這大概就是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，“我在”的一個注解,。

　　從2015年起,，故宮博物院開啟了對養(yǎng)心殿百余年來的首次大修，到紫禁城建成600年時,，這座著名的宮殿已經與世隔絕了5個年頭,。第二集講述的就是養(yǎng)心殿的秘密。

　　養(yǎng)心殿正殿的屋頂上,，一根扶脊木腐爛,，需要整根替換，而替換的木頭將從河北運來,。紀錄片團隊得知后,，決定把木頭如何運進紫禁城的過程拍下來。沒想到,，這成了全片最“坎坷”的拍攝經歷之一,。

　　梁君健回憶，運木材的貨車只有晚上11點之后才能進北京二環(huán)路,，也就是“夜黑風高”才能進宮,；而木材什么時候加工好、哪天運,，也都是未知數(shù),，所以只能等著，隨時待命,。那是一個周五，下午3點,，梁君健突然接到電話,，說今晚要運，司機準備五六點出發(fā),，“我嚇了一跳,，一查路線，兩個小時還是有希望趕到河北起運點的,。我們4點湊齊了人和設備,，趕緊出發(fā)”,。

　　出發(fā)不久，遇上北京周五晚高峰,，梁君健和執(zhí)行導演,、攝像，陷入了高速堵車的滾滾洪流,；到晚上6點,，在距離目的地還有半個小時車程的地方，前方發(fā)生車禍,，徹底走不動了,。這時，執(zhí)行導演付曼菲很機智,，一查打車軟件,，發(fā)現(xiàn)高速下面是個村莊，能叫到車,。她和攝像扛著設備就翻下了高速,，順利打到一輛車，奔赴木材市場,，留下梁君健在高速上看車,。幸好，他們最終趕上了,，那天拍完回家,，已是凌晨兩點。

　　這段奇遇,，在第二集呈現(xiàn),。不出意外，這根木頭將在養(yǎng)心殿的屋頂用上數(shù)百年,；而因為這段記錄,，后人將知道，與這根木頭有關的人,，除了修繕者,，還有貨車司機，還有這些身手矯捷的紀錄片工作者們,。與故宮發(fā)生著關系的,，并不只有宮里人。

　　如果說辦展覽,、修養(yǎng)心殿,，都只是紫禁城一個時間段的項目，那么,，第三集講述的“歲修保養(yǎng)”,，就是600年來不曾間斷的日常,。在這座城里，不論是磚,、瓦,、木,、石,，出現(xiàn)任何狀況，都有人會及時修理更換,。一代代匠作學徒,，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熟練技藝。

　　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攝像張華,，也曾擔任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攝像，對比拍修文物和修房子,，后者有著前所未有的困難,。張華說：“老雷（雷建軍，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制片人,、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總策劃）講過,，‘寧可不拍，也不能給文物帶來任何可能造成損害的風險’——故宮所有古建都是不可移動文物,。”

　　“紀實攝影更多關于人,，人和文物之間是有情緒和情感上的互動的。一下雪，游客趕著進宮拍照,，但修繕者就擔心工程剛結束,，天氣變化會不會對建筑有影響�,！斑@些故宮的老師,，干活兒時眼睛里有光,。”張華拍木工組,，發(fā)現(xiàn)老師們一邊干著活，一邊聊著天逗著嘴,；而在另一邊彩畫組的人,，就凝神靜氣，一聲不吭,，“同一個空間內,，有著兩種神奇的氣場，但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,�,！�

　　在故宮拍攝，會有很多受限條件,，比如,，要遵循故宮的時間表，無法使用無人機等航拍設備,。拍攝場地分散在故宮的不同方向,，在腳手架爬上爬下、繞著房子跑,，都是常態(tài),，張華每天手機上的步數(shù)沒下過兩萬步。為了拍出建筑與周邊環(huán)境的關系,，他不得不爬得比屋頂還高,，“腳手架上就搭一塊三四十厘米寬的安全板，只能站一個人”,。

　　雖然辛苦,，但驚喜隨時有可能發(fā)生�,！斑@是我第一次拍到晚上的故宮在干什么：運輸建筑垃圾的大車只有晚上才能進宮,，深夜的故宮熱火朝天！”張華說,。

　　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與故宮博物院聯(lián)合攝制,，內容制作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創(chuàng)作團隊和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。在這個團隊中,，80后的梁君健和70后的張華算是年紀最大的,，其他幾乎都是90后,。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制片人徐歡來自總臺,，和故宮很有淵源,，從2003年開始，曾擔任12集人文紀錄片《故宮》總導演,、100集歷史紀錄片《故宮100》總導演,、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監(jiān)制……

　　5月開機，不久北京又遇新冠肺炎疫情,，再次開機就到了7月下旬,，直到片子播出前，12月還在補拍鏡頭,。故宮不是一天修好的，能在幾個月時間內完成一部講好故宮故事的紀錄片,，背后是團隊十幾年的沉淀,。

　　古建修繕是一門非常專業(yè)的學問，有一次,，梁君健在古建部的書架上發(fā)現(xiàn)了幾本書,，從磨損程度判斷應該是經常被翻閱的。于是,，回來后他也買了兩本書,，成為他之后為紀錄片撰稿時查閱的工具書——關于木工，他查《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》,；關于磚瓦,，他查《中國古建筑瓦石營法》。而遇到與皇帝有關的歷史,，他就去查清華大學圖書館的電子版《明實錄》《清實錄》,。

　　2020年12月31日，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開播,，與它同檔期的是各大衛(wèi)視和視頻平臺的跨年晚會,。有人問這個紀錄片團隊，要不要提前播,，修房子這件事,，即便修的是故宮的房子，似乎也及不上跨年晚會的熱度,。但他們都覺得,，沒關系，慢慢來,，紫禁城都600年了,，紀錄片大家也可以慢慢看,，慢慢想。

　　我們看完紀錄片,，紫禁城進入了下一個600年,。